如果反韓只是一種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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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世界棒球經典賽我連一日球迷都懶得當。八年前中韓大戰時,老師甚至主動像學校借了電視,直接在班上直播了起來,反正當時讀的是體育資優班,所以把上課時間拿來看棒球似乎也有那麼一點正當性。最精采的是當陳金鋒轟出全壘打時,學務處還發動全校廣播系統宣布這個好消息。八年前多麼熱血,八年後卻冷冷地看著過度氾濫的反韓熱潮。

我想應該是這一兩年有太多機會養成了追問「為什麼」的習慣,讓人習慣於去探究每個行動甚至情緒背後的原因。原因不見得要理性,但如果連非理性的原因都沒有,就如同蒙著眼大喊「我看見大象」。反韓的情緒也應該要是有原因的,沒有原因就只是顯示一個人有多麼麻木與盲目。我想有時候我們看不清原因,是因為理由本身揭露了我們不願承認的弱點。試想怎麼會有人會承認自己反韓是「因為我很容易受電視媒體的影響,而電視媒體告訴我要反韓」?但老實說,這個理由可能足以解釋一拖拉庫人反韓的情緒。

想要解釋一種情緒是很難的,所以這世界上應該沒有人膽敢用一個理由來解釋在台灣只有打棒球時才會開始氾濫的反韓情緒。雖說如此,我滿喜歡的一個解釋是因為台灣自從無法把亞洲四小龍成天拿來說嘴之後,就開始非常介意自己在四小龍中的排行。很顯然我們不會蠢到把自己拿來跟金融小城香港比較,也不敢自詡為一塵不染小城新加坡的競爭對手,所以就只剩下跟我們一樣充滿政治爭議、貪汙,街道一樣亂糟糟的南韓可以比較。不知不覺間,除了貪汙那種暗不見天日的事情不好拿出來比之外,眼睛看得到的街道似乎開始落後,小國們所在乎的「國際化」也一直被比下去。最恨的就是明明世界上95%的電腦都是台灣生產,但是美國人卻只在乎那個品質不穩定的Samsung。不知不覺間,連Samsung的品質都爭氣起來了,台灣還是只能默默地做沒有人稱讚的苦工。這一輪想下來,不生氣都不起來。

在經濟以外,想當年台灣出品的偶像可是能紅遍中國大陸與東南亞,我們欣然接受的高階偶像們只有港星與日星,這種感覺就像是開開心心地站在第三名的位置,然後高呼「我們有前三名耶!」不知不覺間,過去在台灣人口中不屑一顧的「醜」韓國人,透過整形這個奧步變得越來越美,雖然我們口中還是批評那些人為「人工美女」,好像加了「人工」兩個字,就可以削弱他們的自信心一樣。沒想到,在豐厚利益的驅使下,整形診所越來越多,透過這些診所巧妙的廣告訴求,整形好像也不是什麼傷天害理的虧心事了。但無論虧心與否,即使加了「人工」兩個字,還是無法掩蓋「美女」的事實。漸漸地,那些掌握著媒體力量的人開始一個一個歸化到整形隊,於是單眼皮的想要雙眼皮,塌鼻子的想要高鼻子,方臉圓臉鵝蛋臉都想要小臉。誰有雙眼皮?誰有高鼻子?誰有小臉?不就是那些整形始祖的韓國明星們嗎?於是那些從小就被送到集中營去軍事化管理的偶像們便奇怪地成為風潮。音樂難聽有什麼關係,這是一個形象與行銷的時代。連徒具虛名的亞洲偶像排名,台灣都因為南韓而掉出前三名了,就像在奧運裡沒拿到獎牌就不能得第四名出來說嘴一樣,台灣也無法拿自己的偶像出來說嘴了。怎能不氣?

讓我們面對現實吧,如果不能化悲憤為力量,而且還要有能力去實踐那股力量,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因為這股反韓情緒而發憤圖強,反半天只是又傷心又傷身,最後仍然一事無成罷了。對於小老百姓而言,顯然每個人都是市場無條件的價格接受者,因此拒買韓貨、拒看韓劇都是無濟於事的舉動,說不定大用韓貨與大看韓劇,讓台貨台劇吃點苦頭,才能真正推動他們積極去提高產品的品質。不幸的是,仇恨時常蒙蔽我們的雙眼,讓我們看不見自己的缺點,只想要找藉口推托,也看不見對方的優點,只想要找理由推翻。不得不說這種鴕鳥心態的罪魁禍首還是媒體,任何人只要停止收看新聞節目一週,就會感受到所有的新聞事件都不是看起來那麼簡單。

不知道為什麼,各家新聞瘋狂報導反韓行動的舉動,讓我忍不住與央視直播死刑的舉動聯想在一起。憤怒、恐懼、希望?都一樣是讓人更好被控制的手法罷了。如果反韓是一種娛樂,那會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娛樂。

(圖片來源:mag3737 via Flickr)

人生就是圖個安身立命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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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在社科院上課格外蕭索,五點半下課鐘聲一響,沒幾分鐘,滿滿一間教室的學生便鳥獸散,搭校車的搭校車,回宿舍的回宿舍。六點不到,整座校園就成了空城。配上昏黃的老式路燈,斑駁的日式門窗,空蕩蕩的教室,顯得冷清孤寂。

難得今日在上完傷神傷腦的《政治經濟學》之後,居然沒有飛奔回家歇息,而是問了老師一個在我心中盤旋已久的問題:

「老師,在後現代的時代,把一切都解構之後,該怎麼重新建構起來?」

我沒期待要得到什麼答案,問這句話,也只像是閒聊一般。沒想到,老師話閘子一開便停不下來。聽了許久,其實我只是想知道,從小到大讀了這麼多書,尤其,又在這半年裡,接觸到了如此顛覆過去思維的東西,那,接下來,我們又該怎麼辦?

老師說:「人生,最終就是圖一個能夠安身立命之所。你要知道自己是誰,也要知道自己被哪些結構給框著了。有哪些機會?有哪些限制?如果你是棵大樹,就不要學人家開花;如果你是小草,就不要想一柱擎天。當一個不是你的人,多辛苦阿。」

對於老師的生命哲學,有同意,也有不同意。同意的,是作為一個人,要能先解構自己、了解自己之後,才能看到除了一味追求成就、財富之外的可能;不同意的是,老師口中所謂的「菁英」顯然就是一生致力於學術的人,老師顯然在菁英的位階上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但我卻覺得凡所學必應其用。就拿老師批評女性主義的話來說好了,他不是批評女性主義的內涵,而是批評女性主義的高度不夠,他說:

「不管是男人女人,如果不回到人的本質,那就只是自欺欺人。」

的確,若他所指的,是學術上的研究,若能超脫性別而透過研究求得啟發,或許更難、在他心中也更有價值。如果說女性主義是入世的學問,那他所推崇的,應該就是出世的學問吧。或許是我眼界不夠寬廣深遠,看到的是女性主義、種族主義等研究,改變了這個社會既有的不公平,尚不完美,但持續進步著。老師所做的方法論研究,在學術上的價值極高,但可曾幫助到任何一人?不是在說老師的不是,而是更深刻地體會到,人生在世,只能循著自己的生命哲學行事。若心向俗世,便做俗世之事、憂俗世之務;若否,則遠離塵囂、對凡間的雜音充耳不聞。

入世好?還是出世好?沒有答案,只有自己的喜好而已。

撇去下課後這一番似懂非懂的談話,這幾週課堂上所教,皆是國企系所用的材料。國企系只教你用,而這堂課卻教你這些你用得理所當然的東西,究竟是如何出現的。併購的背後是交易成本與階層成本之間衡量;產品差異化說到爛了,卻到現在才把它與市場機制運作的邏輯連結在一起;風險管理算了個老半天,今天才知道風險只存在於像是樂透一般的遊戲上,實際生活中,不確定性遠比風險要來的多,想算,不僅算不完,而且根本無從算起…

像是職業訓練學校一樣,只學了該用什麼、能用什麼,就將一屆一屆的學生放虎歸山,卻沒教我們該如何安身立命,也難怪社會上充滿著空虛、疲憊的上班族。

或許我們都該問問自己,有哪些事情,就像每天吃飯睡覺一樣,不做,就活不下去的。那可能就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

(圖片來源:mrhayata via Flickr)

在同志遊行前夕

台灣同志遊行已經要邁入第十年,老實說,在這十年來,我也只有到了這幾天,才開始關心這件事情。原因很簡單:「我又不是同性戀,這關我什麼事?」

幾個星期前才被女性主義所啟蒙,以一個比較知識性、系統性的方式去了解性別議題。作為一個這麼「新鮮」的被啟蒙者,或許我能夠提供一些「啟蒙前後」的對照,可以說是性別平權教育的成果發表,但也可以說是保守社會價值的血淋淋證據。

「尊重」成了一種拒絕接受的假象

回想過去四年在台大每到了這個時候,就被滿坑滿谷關於台灣同志遊行資訊所覆蓋的情況,我卻從來沒有點進任何一個連結去看到底講的是什麼。沒錯,並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對這個世界上所有的議題都有興趣,就像我至今還是不太關心環保議題一樣。但是這種「我尊重你的理念,但我不見得要同意」的心理,很容易變成一種甚至不去了解的藉口。

真正的尊重,應該是能與不同理念的人討論、辯論之後,仍然能夠有說有笑地一起去喝咖啡,而不是用手把眼睛遮住,當做沒看見那些最核心的衝突就算數。

問問自己對於同志議題的「不舒服感」究竟從何而來吧!

為什麼會對同志議題感到不舒服、不安全?

是因為同性戀常跟淫亂的轟趴事件放在一起嗎?是因為同性戀跟愛滋病常放在一起嗎?是因為依循自然法則,男人與女人本來就是「正常」的結合嗎?是因為同性戀無法提供小孩健全的家庭嗎?還是因為你沒有理由,就只是覺得想到兩個男人或兩個女人接吻,就覺得噁心?

淫亂的轟趴也存在於異性戀之間,只是沒有報紙會寫「異性戀淫亂轟趴」而已;愛滋病主要是透過沒有防護的性行為與共用針頭傳染的,哪些人被迫偷偷地進行性行為,或是無法適應於社會而使用毒品,都是愛滋病的高危險群,所以你也可以說性工作者、窮人都同樣屬於這個族群,但不代表你該責怪他們得了這麼致命的疾病;拿自然法則當理由,代表著你可能很相信科學與自然,所以你可能也了解歸納法怎麼運作的。歸納法中所謂的「正常」只是「多數如此」,「多數如此」與「絕對正確」之間可差得遠了。也就是說,同性戀沒有違背任何自然法則,它只是比較少而已;至於健全的家庭,不用多說,看看有多少虐童新聞都是在異性戀家庭發生的就好,只是沒有報紙會寫「異性戀家庭虐童」、「異性戀家庭少年逃家」而已,所以你再一次地被報紙給誤導了。

至於最後一個理由「反正我就是覺得噁心」,我只能說,仔細地想一想吧。如果你無法想像永遠無法自在地與你所愛的人在大街上擁抱,那你或許也不該成為這種壓迫的共犯。多點同理心吧,為什麼我們對於窮人、殘疾人士有愛有同情,但對於一樣在這個社會上百般不便的同性戀者卻是壓迫呢?

民主社會最重要的價值不是投票,而是能夠包容且擁抱差異。

我終究不是個喜歡上街頭做社會運動的人,所以今年的同志遊行應該也不會出現。僅透過我最擅長、也最喜愛的文字,將這些想法分享給大家。

(圖片來源:William Hamon (aka Ewns) via Flickr)

男人們,你懂「那個」嗎?

Gloria Steinem曾經寫過一篇有趣的短文《If men could menstruate》(「如果男人有月經」),想像一個只有男人有月經,女人沒有的世界,那月經又代表了什麼意義?

引述畢恆達教授在《空間就是性別》裡對這篇短文的翻譯:

「男人會開始吹噓他的經期有多長、量有多少;社會將對男孩初經來潮進行標記,透過儀式或宴會來證明這個男孩終於長成男人;國會將贊助國家停經研究中心的研究,衛生棉相關用品將由聯邦免費支助。

軍人、右翼政客和宗教基本教義派將用月經(men-struation)來證明只有男人可以當兵(你必須自己流血才可以讓敵人流血),或者擔任傳教士(女人如何可能為了我們的罪而流血?)。男性知識分子會認為女人不適合就讀數學、物理,因為女人如果沒有天賦去計算月亮和行星的週期,怎麼可能掌握時間、空間、數學或測量?」

這篇文章中,除了被畢恆達教授所引用的片段之外,有幾段話我也覺得滿精采的,像是:

「…男人將說服女人,在月經來的時候性交將會有更大的快感。人們會認為成為女同性戀是因為她害怕血,因此也害怕生命。更年期則會被認為是個正面的時期,因為它代表一個男人在他一生中已經有了足夠的智慧。

…女人將會受到什麼訓練來反應呢?女人可能受到強迫每個月要讓自己受傷一次。『妳丈夫的血就像耶穌的血一樣的神聖,而且非常性感。』女人將模仿男人,假裝自己也有每個月的週期。女性主義者將一再解釋,男人需要從火星攻擊性的錯誤思想中解放出來,而女性也應該從月經欽羨的桎梏中解放。激進女性主義者將指出沒有月經的壓迫是所有壓迫的來源。文化女性主義者將在藝術與文學中發展沒有血的想像。社會女性主義者則堅持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男人才可以壟斷經血…」

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與社會中男女平權觀念的普及,除了在傳統的宗教儀式中仍然存在著許多對於「月經」的厭惡與恐懼(例如女生「那個來」的時候不能拿香拜拜),二三十年前那種傳統母親告誡女兒「月經很髒、很羞恥」的現象似乎已經頗為少見。藥妝店甚至請來偶像男明星代言衛生棉產品,四物雞精更找來絕世大帥哥做背書…難道,這不代表著男人對於女人的尊重嗎?

前幾天晚餐時間我接待的一桌客人,是三個孕婦,兩個單身女性,再加上一位男性的組合,這一群人似乎是同事與朋友的關係。聊著聊著,很自然地聊到了孕婦們各自的預產期、計畫要自然產還是剖腹產等等的話題。

「那你會想要讓老公跟進產房嗎?」

「他跟進去有什麼用?血淋淋的。但我一定要我媽跟我姐姐陪我進去!」

「那你說你們男生會覺得自己需要進產房嗎?」

「這個我不行,我超怕血的,我只要看到一點血就會頭昏。」

「讓老公跟進去,看到這麼一大堆血,說不定之後還會留下後遺症。」(言下之意是老婆害怕老公會因為看到老婆血淋淋的產道,而讓自己失去性吸引力,或讓老公因此害怕性交)

「對啊,所以我覺得還是剖腹比較乾淨,雖然事後復原要比較久一點。」 

從這段不算特別的對話可以發現,我們身邊存在著太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謬論,而正是因為已經被視為理所當然,不管是男是女,就都很自然地接受了這個說法。

男人承認自己「怕血」,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女人的一種恭維、或是對自己的一種貶低,好像承認自己害怕些什麼,就是削弱自己的男子氣概、恭維女人對「血」的勇敢,實際上,卻也落為一種「親善型歧視」。

我想男人們會這麼勇敢地承認自己對血的不勇敢,背後的邏輯應該是來自於因為女人們從11、12歲開始,每個月都得面對「血」,所以很理所當然地女人看到血不會頭暈。直到此刻都還有一種「我看到血會頭暈」想像的人,或許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對血的恐懼到底從何而來。

畢竟,如果一個因為大動脈撕裂而大失血的人就躺在我們面前,你我是否有勇氣伸手去壓住「血淋淋」的傷口,決定的關鍵恐怕不是性別。

有趣的是,如果今天討論的「血」不是產房內的血,而是戰爭片裡的血,恐怕就不會有男人敢這麼「大方」地嚷嚷著自己「就是怕血,所以我不敢看戰爭片」了吧~

月經,到底有什麼好怕?有什麼好髒?有什麼好討厭的?或許你也該思考看看。

What if a state works like human brains?

– the emotion and the decision-making of Israel

Since the first Arab-Israeli War had ended in 1949, even thought many agreements were made between Israel and their Arab neighbor, peace wasn’t fallen upon the Middle East area. The conflicts within the area are the results of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ranging from religion, history, oil interest, and the geopolitic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The result was endless military confrontation between Arab states, Israel, and Palestinians. Israel is one of the key reasons why Middle East area was put on the map of world politics. For more than half century, Israel has grown from a state that didn’t even have land to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area.

Every war shows series of intensiv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From analyzing the motive of the opposite side to acting or reacting with the diplomatic or military actions, every step is about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There is no formula when it comes to wars. In Richard Foster’s article “The danger of irrational fear in Middle East,” he argues, “The more powerful a country becomes, the more powerless it feels.” According to his argument, despite the fact that Israel is the most powerful military state in Middle East area, its fear for Iran’s nuclear weapon would lead to an irrational and dangerous action.

Explaining Israel’s military action with fear is not a news. In the 1967 June War (Six-day War), the preemptive strike was taken by Israel to response to the mutual defense pact between Syria and Egypt, and to the Palestinian guerrillas operating from Jordan. According to Israel, surrounded by hostel neighbors left it no choice but to take action.  If there is any truth in it, then it’s not hard to see that the fear of Israelis really is dangerous to the peace in Middle East area.

But does fear really lead to irrational behavior or even the dangerous one?

The neuroscientists has been researching on how the fear effects human brains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those research shows that it’s impossible for human brain to make a decision with only rational analysis. Without the help of emotional brain, none of the decision can be made[1]. Pfister and Bohmm’s research also provide us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rationality: “the appropriate emotion might be called rational.” [2] Pfister and Bohmm developed a 4-Emotional-Functions framework in decision-making. Fear is categorized under “speed function”, which means fear will induce a speedy decision.[3] A speedy decision is not equal to an irrational decision. Therefore, for an individual, experiencing fear during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doesn’t indicate an irrational outcome. If this is how human brain works, and since all the decision made by a national state are actually made by a group of people, the same rule might apply to a state’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Since all the decisions are not simply about maximum the good or minimize the bad but with the help of emotions, the discussion on whether Israel’s fear would lead to an irrational and dangerous action should be redefined: “whether is the action Israel takes in response to its fear appropriate or inappropriate?”

If we review the 1967 June War with from this perspective, what Israel faced at that time wasn’t just the deteriorating relationships with its neighbors, it also faced an ambitious leader of its biggest threat: Nasser. After the Suez Cannel Crisis put Nasser as an Arab hero, he started to spread his idea of Pan-Arabism. The threat Israel felt come from two ways: (1) it was surrounded by Arab states;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sser and USA was deteriorating, and USA supported Israel. Either could make Israel the only target for Egypt’s military action: on the one hand, since Nasser was promoting Pan-Arabism, there was no way for Egypt to attack other Arab states at that mo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as no way for Egypt to challenge USA’s power by attacking USA directly, the best way to send a signal to USA would be hurting its ally. It was clear that Israel had all the right to worry about its safety when Egypt make the mutual defense pact with Syria, whom Israel had most minor border conflicts with since 1948. To Israel, all those moves meant for one thing: Egypt was preparing itself to have a war with Israel.

Israel made its decision and lunched a preemptive strike. Apparently, this decision was made and made with speed with the help of fear. The preemptive strike was shocking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cause after the two disastrous world wars, people tended to believe that whoever started the war must have an ethical reason: greed or power. Especially when Jewish people were the victim of Nazi’s ambition. To Israel, the situation back then was not just feeling its safety was threatened; it was about its survival. Taking actions before the enemy was well prepared was an appropriate emotional decision, thus, based on Pfister and Bohmm’s definition, it was a rational decision.

Fear is just one of the emotions that affects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e’ve learn to analyz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constructivism approach, and all kinds of theories, but if we sees a state as a person, and use what we know about how human brain make decision to understand a state’s behavior, it might give us a whole new perspective on what is rational and what is not. Since human are emotional, and a state is a kind of the human community, it has feelings like fear, love, anger, joy, guilt…etc.. With the help of the improving technology used in understanding human brain and human behavior, the result might also benefit the social science fields.

References

Jonah Lehrer. How We Decide. Mariner Books, New York. 2010

Pfister and Bohmm. The multiplicity of emotions: A framework of emotional functions in decision-making.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Vol. 3, No. 1, January 2008, pp. 5–17.

Richard Foster. The danger of irrational fear in Middle East. 2012 www.jsonline.com


[1] Jonah Lehrer, p.15 “ At the time, neuroscience assumed that human emotions were irrational. A person without any emotions should therefore make better decisions. His cognition should be uncorrupted. The charioteer should have complete control…  To Damasio, Elliot’s pathology suggested that emotions are a crucial part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hen we are cut off from our feelings, the most banal decisions became impossible. A brain that can’t feel can’t make up its mind.

[2] Pfister and Bohmm, p.8  “We agree with that view and believe that the issue of rationalit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validity of emotional evaluations rather than on formal coherence. If our emotional appraisals are appropriate, that is, if we fear what objectively is to be feared, and if we hopefully anticipate what will actually make us happy, then these emotions might be called rational.

[3] Ibid. p.10